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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志学——童年旧梦

时间:2024-04-02 10:06:42   作者:初心习作网   来源:本站   阅读:18   评论:0

童年旧梦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童年记忆,那里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稚嫩的梦想和瑰丽的期冀。而我的童年,就从那个满载着蝉鸣鸟叫、草木清香的小村庄开始。

     那个小村庄叫下红峪。

     下红峪位于灵丘西北山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沟,偏僻、闭塞,了无生气,好似来自远古洪荒。记忆里的下红峪,破破烂烂,蜗居在黄土崖根,危墙断壁随处可见,石头土块垒成的矮屋,掩映在杏树、臭椿树的阴影里,静默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     我卑微而快乐的童年就从这幅水墨画开始。在这里,我品尝了读书带来的愉悦,体味了运动带来的刺激,目睹了故乡的沧桑变迁,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。故乡,以其干瘪的乳房,哺育我一天天长大起来。

     自1981年考取浑源师范,我就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,与故乡渐行渐远了。可是,童年的影子,一直如影随形,镌刻在心底深处。每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,就能轻易激起情感的涟漪,引起对如烟往事的绵绵回忆,童年,虽已久远,却难以忘怀。 

     “大海航行靠舵手,万物生长靠太阳,雨露滋润禾苗壮,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……”这是一首老歌了,老到现在年轻人都没有听过,但在上世纪70年代,却是天天传唱。每听到这支歌,童年往事就纷至沓来,如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叠加,历久弥新,挥之不去。

那是一段温馨淳朴的岁月。故乡人们虽然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成年累月耕耘在贫瘠的土地上,但他们祖祖辈辈,靠着勤劳和坚韧,顽强地繁衍着遥远的梦想,经营着渺茫的希望。记得村前是一条季节河,常年无水。石头疙瘩,玉米茬子,驴粪蛋子遍布河槽,没有专门的公路,人们硬是在乱石滩上走出了一条人行道。暴雨季节,洪水携带着泥沙呼啸而过,不等洪水减弱,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在洪水里捞石头,捞木头,等着盖房垒地基,有时为了一堆石头的归属问题而大打出手。没有碾米机,有的是几盘古老的石碾子,碾谷子碾玉米碾黍子,人们把在碾棍上,围着碾盘转呀转,把颗粒转成了面粉,也把日子转得风生水起。年节将近时,碾子不够用了,碾米砸面就得排队,有的人半夜起来在碾子上放一把笤帚,以宣告自己第一的次序。村里有两口水井,一东一西,水井旁各砌一个水槽子,那是供驴饮水用的。每天,男人们早晨起床后就挑着水桶去打水,摇着辘轳,哼着小曲,在辘轳吱扭扭的响声里,看一桶桶清亮亮的水升出井口。有时赶上驴群来饮水,就圪蹴在旁边拿出烟锅子抽几口,等待的间隙里,陈年话题就像缭绕的烟雾,从满布皱纹的脸上蔓延开来。驴群多,水量大,挨挨挤挤,扬鬃奋蹄,驴子的嘶吼声,尥蹄的塔塔声,饲养员的斥骂声,倒水的哗哗声,早起鸟儿的啾啾声,就构成了一曲乡村早晨交响曲。

     童年生活虽然艰难,但非常充实有趣。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的时候,就挎着粪筐子、扛着粪叉子,跟在驴群后面去拾粪,夏天,成群结队地翻山越岭拔草喂兔子,秋天,萧瑟秋风里,漫山遍野搂杨叶、拾玉米茬子,以备冬天取暖。冬天比较清闲,就成群结队滑冰、打砣子。故乡,以其特有的方式,把勤劳、执着注入我们的血液里。

      1972年,我六岁,挎着母亲缝制的书包,在懵懂无知中被父亲带到学校,开启了我漫长的读书之旅。

     学校位于村边,一排灰色砖瓦平房,依次排列着老师宿舍,大队部办公室和三个教室。房顶瓦楞砖缝里,肆意生长的芨芨草,在烈日秋风中倔强地摇曳。学校周边是各小队喂驴房和粪场。学校就被包围在喂驴房和粪场中间,一边是书声琅琅,一边是驴鸣啾啾,一边是书香淡雅,一边是臭气熏天,这种独特的格局氛围,完美诠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格局,突出了学校在全村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地位。

     学校共五个年级,分为三个班,一三、二四为复式班,五年级为单式班,那时还没有六年级。学校就三个老师:孙崇老师,我的父亲李补老师和我的叔叔李珍老师。孙崇老师是联庄村人,村里唯一一个公办老师。我父亲和叔叔都是本村人,他们虽然都是民办老师,但在那个特殊年代,构成了乡村教育事业的主体,弥补了农村公办老师的不足,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 孙崇老师住在西边教室的套房里,里面锅碗瓢盆齐全。每到饭点,孙崇老师就会在套房里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。葱花味,饭香味,引得我们垂涎欲滴。记忆里的孙崇老师,身体纤长,白白净净,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他最拿手的饭食是擦莜馍馍,一双纤手灵巧翻动,片刻功夫,一笼薄如蝉翼的莜馍馍就大功告成了。那时候还没有吹风机,饭放到锅里,他就会叫几个学生拉风箱,当铁锅里热气蒸腾的时候,莜面香味就四处弥漫。特别是冬天过一老晌儿,当我们饥肠辘辘,饿得头眼昏花的时候,那种香味就更强烈刺激我们的味蕾,不由人地咽口水,那种馋,那种煎熬,至今回想起来都会忍俊不禁。

       教室格局是一半火炕一半平地,炕上铺着早已残破不堪,四分五裂的苇席,摆着几条高低不平,参差不齐的长条桌子。平时,老师就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讲课,学生在尘土飞扬的炕上趴着桌子酣睡,就这样日复一日,周而复始。

     老师上课随意,学生顽劣调皮,小学生活单调而无序。没有作息时间,没有课程表,一个老师一个班,语文、算数、政治都是一个人。老师上累了就休息,肚子饿了就放学,上面也不要求进度和成绩。学生作业完成了就各显神通,各行其是。有的叠折纸,有的抠席眉,最多的是抓虱子。匪夷所思的是,那时候虱子那么多,虱子生虮子,虮子生虱子,寄生在头发丝里,隐藏在衣服缝里,呼朋引伴游走在胳肘窝里、成群结队驻扎在棉裤裆里,泛滥成灾,除不了,灭不掉。有的学生本着虱多不咬人的原则,干脆置之不理。闲极无聊,就用小刀在桌子上挖个洞,上面盖个玻璃片,悄悄在里面养苍蝇。老师轻松,学生也快活。现在想来,那才是快乐课堂,那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。

我的第一任小学老师是我的叔叔李珍老师,在所有老师中,他是以严厉出名的。他不苟言笑,不怒自威,对我们这些山区野孩子形成一种天然威慑力。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,一旦有人犯错,他小眼一瞪,全班同学就会噤若寒蝉,鸦雀无声。由于他的严格要求,我们人人自律,个个争先,形成了浓郁的学习氛围。第二位老师是张慧老师,博学多才,巧舌如簧,上起课来,旁征博引,妙语如珠。他一改其他老师照本宣科的古板程式,能够创设情景,引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。窗外小鸟的啾啾声,教室里苍蝇的嗡嗡声,都会被他随心所欲引人课堂,融入知识的传授中,经典桥段俯拾皆是,妙趣横生。在下红峪小学,张慧老师可能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了,他调走的那天,学生们都拿出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他,有送鸡蛋的,有送蔬菜的,有送书的,三春来和我说送了五分钱,我则送了一把现割的鲜韭菜,什么都没有的,送了两行惜别的眼泪。东西虽然五花八门,数量有限,却掂量出了张慧老师在学生心中的分量。第三任老师是张进良老师,白马寺村的。从张进良老师那时起,我们开始点着煤油灯上早晚自习,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中,开启了对山外世界的幻想之旅。第四任老师是赵军老师,他教我们那年才19岁。他对我们非常和善,像对朋友一样对待我们,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。一些爱捣乱的学生经常不服管教,和他对着干,受了我们好多气。最近和赵军老师共过一段事,每见到赵军老师,都会感到内疚。

     小学生活宽松活泼,是我读书生涯里最舒心最快乐的时期。那时,思想领先,政治挂帅,纯粹的文化学习会被批判为走“白专道路”,张铁生交白卷,黄帅反潮流之类的事时有发生。因此,文化学习并不被重视,这样,业余娱乐活动就异常丰富起来。现在想想,那时游戏种类之多,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会叠多种折纸,元宝、飞机,青蛙,手枪之类闭着眼都会,除此之外,还会叠十几层的宝塔,能把叠好的宝塔变形为衣服裤子,还能把塔尖掐掉,插入塔底,拉动两个腿子,让塔尖从塔底一挪一挪串上去。一张薄薄的纸,经我们巧手折叠,能幻变出数以百计的形状。男生会用废弃的自行车链条制火枪,制法虽粗糙简陋,但威力功能和真的火枪无异。女孩子却热衷于翻手绢,跳皮筋,“二五六、二五七、二八二九三十一”,轻盈的身段,协调的舞步,甩动的小辫,稚嫩的童音,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最难的是制作把杠人儿,用一张硬纸壳剪成人形,头、躯干、四肢分开,再用细线缝在一起,用一条长长的细线交叉串在纸人手上,玩时,两手拉动,纸人就会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在线上翻飞,其身段之柔软,舞姿之优美,可以和专业体操运动员媲美。秋天,常玩的是把核桃打眼掏空,插入高粱杆,高粱杆末端安上鸡毛,系上绳子,用力甩动,鸡毛就会随风旋转,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
     大多时候,我们也收集香烟盒和糖纸,那时的香烟有白玉兰,黄金叶,三门峡,大前门,恒大,勤俭等,捋展压平,卡在书页里,可以叠元宝,也可以裱糊书箱子。在这些香烟里,勤俭最便宜,才9分钱一包,而恒大和玉兰烟就属贵族烟了,大约要两毛多。那时曾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:“抽烟要抽恒大的,娶媳妇要娶文化的,抽烟要抽玉兰的,娶媳妇要娶眼环的。”美貌知性,成了人们朴素的择偶标准。农村烟民生活拮据,大都抽自己种的小叶烟,那种纸盒子“洋旱烟”,只有工薪阶级才能抽的起。一把铜烟锅,一个大烟袋,是他们的标配。出门劳作就挂在屁股上,吊儿郎当的,像极了战争片里汉奸佩戴的驳壳枪,看起来极其神气。糖纸倒是多些,糖疙瘩儿村里供销店里就有卖,一分钱一颗,包装纸极其普通。难得的是那种金纸糖,展开来金光灿灿,极其惹眼。这种糖本地没有,我只从忠强和孙二女那儿看到过。忠强四叔在海南岛当飞行员,那年回来探亲,带回来不少糖块,全是那种金纸的。孙二女二哥,也就是陈国清,当兵回来探亲,带回来的也是那种金纸糖。他们二人都给过我两张,宝贝似的珍藏了好久。

 

     我读小学的时候,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,每天上课前要读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,下课要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和《东方红》。每册课本的扉页统一是毛主席像,次页是毛主席语录。《高玉宝》、《半夜鸡叫》、《欧阳海》、《鸡毛信》、《草原姐妹》这些课文,要么是保家卫国,要么是斗私批修,充满了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,读来令人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。作业本是用一张大白纸折叠裁开而成,俗称32开本,这面写完了反过来再写。每天的例行任务还有描红,在老师用红色墨水写好的毛笔字上用黑色的墨汁描写,俗称写仿。写好了,老师就在字上画个圈。那时的文具简单得可怜,就一支劣质毛笔,一只顶端自带橡皮的铅笔,条件好的有一盒蜡笔,十色十二色的,可以在书中的插图上描描画画,叫人羡慕不已。没有现在孩子们用的文具袋,毛笔铅笔就直接扔在书包里。凤娥和忠强父母是医生,就用用完的药盒子当文具盒,长方形的庆大霉素盒子,正方形的葡萄糖盒子,让我们眼红不已。随着年级升高,有了水笔,插在上衣小口袋上,在村里四处显摆,牛逼得不行。小学生活,就这样不疾不徐,水波不兴,悄然流淌。有时候运动来了,就干脆停课闹革命。大批判,大跃进,大鸣大放大字报,批林批孔,反击右倾反案风,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令人应接不暇,让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孩童感到既新鲜又刺激。曾记得大队部在三队喂驴房后墙上画了刘少奇等几个人的头像,让学生们课余用石子瞄准,后来因为把墙砸了个窟窿才叫停作罢。如此种种匪夷所思、荒诞不经的事情,强烈锤击了我们幼小的心灵,让我们超前体验了政治的无情和人性的险恶。

     那既是一个疯狂的时代,又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。每天的耳濡目染,让我们这些孩童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对阶级敌人,我们恨之入骨,对反革命,我们义愤填膺,革命需要了,就会勇敢地挺身而出。1972年余红信枪杀上级潜逃,我们小学生义无反顾地到马路上轮流站岗放哨,盘查过往可疑行人,心里虽惴惴不安,生怕遇到余红信,但炎炎烈日下,一站就是半天,其心灵的虔诚,意志的坚韧,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。“人民有信仰,国家有力量,民族有希望”,这样的口号,在那个时代得到了真正的诠释。

 

       在那个德智体美劳高度重视的年代,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,理所当然地被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红赵大渠,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下红峪村的标志性工程。受河南林县红旗渠的启发。村支部一班人凭着人定胜天的坚强信念和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,决策了引赵北河水浇灌松坟湾的“红赵大渠”伟大工程。每天天不亮,整个山村便沸腾起来,大喇叭的广播声,村民们的欢笑声,驴马的嘶吼声,鸡狗被扰了清梦的鸣叫声,混杂在一起,游荡在山村的沟沟壑壑。工地上红旗招展,人山人海,推小平车的,担箩筐的,抗铁锹的,几个人拉着戗子挖壕的,口号声,呐喊声,小平车奔驰的吱呀声,红旗翻卷的猎猎风声,交织在一起,其气势之磅礴,声势之浩大,气氛之热烈,真个是空前绝后。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工程中,下红峪村人无人置身事外,我那时是四年级,亲身体验了那个动人心魄的情景,心灵受到莫大震撼。

      下红峪村西有条沟叫水沟,沟里面的土质都是红眼儿胶泥,是制作砖瓦的优质材料。村里因地制宜,在里面建了一座瓦窑,白玉章姑父带着几个年轻人负责砖瓦的烧制。那时放学早,天天到水沟里拔兔草,有幸欣赏到白玉章姑父的娴熟手艺。一块和好的胶泥,被姑父拍打在一个下面带有转盘的柱子上,随着柱子飞快旋转,三下两下,当我们还眼花缭乱之际,一筒完美的瓦片就成型了。到了砖瓦烧制完毕将近出窑之际,学校就组织我们去洇窑。所谓洇窑,就是在封口的窑上浇水,据说这样烧制出来的砖瓦才是灰色。洇窑的时候,也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候。全校出动,两人一组抬水,从泉眼到窑顶那段崎岖的斜坡上,学生们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,川流不息。上斜坡时,有人不小心崴倒了,水泼洒在斜坡,后面的人就会滑得四仰八叉,满头满身胶泥,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有特别顽皮的同学,故意把青蛙倒进热气蒸腾的窑顶的水里,看青蛙艰难挣扎,博得开心一笑。唉,那时多不懂事,现在想想,戕害生灵,多大的罪过。

 玩,是孩子们的天性,对于我们男孩子,最爱玩的就是当兵打仗。手拿自制的小木枪,头戴杨树枝编织的花环,趴在草丛土堆里,嘴里嘟嘟作响,石块土疙瘩乱飞,将在电影里看到的情节演绎得惟妙惟肖。记忆尤深的是提着燃烧的自行车内胎钻村后的地洞。那个地洞,据说是备战备荒时挖掘的,入口在路五旦房子后的土崖上,出口在东沟一个隐蔽的土坡上。里面四通八达,岔道颇多,稍不留神就会迷路。不知是谁提议,我们一伙屁孩子就提着燃烧的橡胶条不知天高地厚地钻了进去。里面死气沉沉,冷风嗖嗖,令人毛骨悚然。有时钻到死胡同,就吓得鬼哭狼叫,声音空旷,回音袅袅,令人头皮发麻。费尽周折,终于从东沟出口处钻出来,早已灰头土脸,狼狈不堪了。

      1974年,解放军野营拉练进驻下红峪村,终于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接触军人的机会。那段时间,我们时时紧随着解放军战士,听他们在场院里唱歌,看他们在河槽里出操,小心翼翼摸摸他们手里的真枪,认真观察他们整齐划一的军姿,而且听到了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听到的起床号、熄灯号、集合号声,内心油然升起投笔从戎的豪气。那段时光,村里一改运动带来的阴霾,那一抹军绿,给村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,令人耳目一新。

       1977年,我们升入了五年级,搬迁到了新校址。新校址在村东的老坟湾,是平掉了一处无名老坟建造的。还是三个教室五个年级,教室前是一个偌大的土院子,供我们课下活动和做广播体操,院子下面是两畦校田,种些玉米山药。我们因为是毕业班,理所当然成了单式班。张慧老师调走后,又由李珍叔带我们。教室在最东边,由十多个男生和四个女生组成,他们是:李天喜、路五旦、路银福、路福荣、路忠强、侯海生、小王、三春来、路六四、刘小六、孙五孩、孙小旦、孙满银、白官子、小李(小李就是我)、路二爱、张凤娥、孙二粉、孙二女,当然这都是小名儿,这样叫起来比较亲切。在李珍老师辛勤教育下,我们在这间教室里度过了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。

       小学时代,虽然被各种运动裹挟着,蹉跎了好多美好时光,荒废了好多学习时间,但好在受父亲影响,阅读了大量刊物书籍。学校订阅的《红小兵》月刊,我总能先睹为快。厚厚的一本综合性刊物《东方红》,启迪我走上文学欣赏和创作的道路。后来,相继读了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等鸿篇巨著,越发激起我的求知欲。发小路强,家中藏书巨丰,《西游记》、《连心锁》、《剑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大量书籍大多是从他那儿拜读。这些作品,为我储备了丰富的精神营养,为我开启了光怪陆离的世界窗口,在我稚嫩的心田里种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      “鱼儿离不开水呀,瓜儿离不开秧,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,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。”听着这熟悉的旋律,思绪天马行空般穿越回当年的纯真岁月,当年玩伴的容颜依依稀稀在脑海里浮现。人生垂暮,青春不再,过去的宠辱恩怨,都在天光云影里渐次飘散。同学们,你们还好吗?!  

       啊!童年,那个火热的时代,那个纯情的时代,那个快乐的时代,怎不令人梦绕神牵,萦怀心间。

       童年,虽远在天边,也近在梦里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0二四年三月三十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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